中美AI发展路径，有这些明显的分歧

2026年1月17日，观察者网“2026答案秀·思想者春晚”在各大平台同步直播。财经评论员刘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原主任姜奇平围绕《全球AI治理：是走向两极对抗，还是必须实现多边共治？》主题展开深度圆桌对话，聚焦中美AI发展路径差异、深层理念分歧及全球治理规则制定等核心议题。

从ChatGPT与DeepSeek所代表的中美AI技术标杆，到“暴力计算”与“巧力计算”的路径分野，从物质学科范式与信息科学范式的科学观差异，再到工具理性与生态理性的文明理念碰撞，二人层层递进剖析中美AI发展背后的逻辑分歧，同时探讨了“小院高墙”政策的影响、AI伦理嵌入及全球规则共建的紧迫性，为理解当下AI领域的大国博弈与未来走向提供了深刻视角。

刘戈：姜老师，三十多年前我们就曾在采访中打过交道，这么多年来，您一直是互联网领域的研究者。今天在新的背景下，我们来探讨人工智能，包括中美人工智能现在的不同路径，以及今后在治理方面的一些合作可能性。

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也就是2025年1月20号，DeepSeek横空出世，我们现在把它叫做“DeepSeek时刻”；再往前倒50个月，ChatGPT出现了。这两个产品是中美人工智能的代表。

现在我们有了ChatGPT、DeepSeek，还有众多人工智能大模型，有一种看法认为，中美两国的人工智能似乎有了不同的发展逻辑和技术路径，我不知道姜老师怎么看这种不同，中美之间AI发展的路径现在产生了什么样的分野？

姜奇平：刘老师，您作为资深评论人，抓住了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现在中美之间围绕人工智能的发展，有没有可能出现分道扬镳的趋势？这个问题我们也在研究。

一般人的看法是，中美之间的博弈是因为实力发生变化引起的，但更深一层来看，还要看背后是否有理论或者理念的分歧。

我认为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首先看技术理念，能明显看出分歧，中美对AI的发展路径可能正在走向不同方向。

回想当年工业革命，在英国之前，荷兰和西班牙就对未来的技术路径有不同看法，最终看对方向的一方获得了成功。

比如您刚才提到的DeepSeek，其实从它身上就能看出早期的分歧，核心是我们对技术的动力、系统的理念不一样了。就像当年日本和美国在汽车领域竞争，一个做省油车，一个做费油车，这就是路径不同。

现在“油”换成了芯片。美国走的是“费芯片”的路子，靠硬件堆积，“大力出奇迹”，也就是“暴力计算”。与之相对的，我称之为“巧力计算”，不需要大量硬件芯片堆积，更注重发掘编程的能力，DeepSeek就是典型例子，但这还只是表面现象。

再往深一步，研究领域能看到潜在的深层问题——科学分歧。科学观的分歧现在还没完全暴露，但从专业研究角度已经能看出来了：如果一项技术背后没有科学根据，可能很快就会被淘汰。

美国主流计算背后是“物质学科范式”，即用过去数理化的科学体系指导现在的AI，但现在矛盾已经暴露。2025年12月31号，号称“卷积神经网络之父”的杨立昆（YannLeCun）离开Meta后，彻底批判了当前的人工智能发展，说主流思路全错了，这背后可能有深层原因，比如AI是否该向具身智能，或是更新的方向发展，这些都还在讨论中。

而中国科学家早已指出了这一点。比如钟义信老师就提出，这里可能存在向“信息科学范式”的转型——信息有其特殊性，和传统实物遵循不同规律，这个话题我们就不展开了。

还有一层深层理念分歧，是技术与伦理的关系。技术自由主义认为，技术能做到的就该去做，哪怕技术替代所有人也在所不惜；但如果加入伦理考量，是不是该把伦理嵌入技术设计中？

这些都是深层问题，能看出中美在这方面的侧重点可能不一样，当然未来也可能走向融合。

再看战略层面，分歧也超越了实力本身。我们强调合作共赢，美国却老提“小院高墙”，路数明显不同；我们更考虑生态合作，他们则更强调精英一路领先、以强凌弱。

这些都会导致发展路径的差异，比如中国没有靠殖民地就发展起来了，而西方国家的发展，往往是通过寻找海外殖民地，掠夺资源、抢占土地得来的，这就是路数不一样。

美国人有时候对“共赢”的理解很特别，他们觉得“共赢就是中国人赢完美国人一次，再赢第二次”。我们跟他们讲不清楚，因为他们脑子里想的是“修昔底德陷阱”，但我们觉得，当年英国和美国不就通过协调避免了“陷阱”吗？这类分歧积累多了，就可能导致中美AI发展各有侧重，甚至沿着不同路径走下去。

刘戈：您说的这种路径不同，更多是因为美国对中国搞“小院高墙”，不卖给我们先进芯片，最后逼迫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只能走一条更省力、更取巧，或是和美国不同的发展路径，甚至在模式上采用开源模式——这更多是被逼无奈的选择，还是说这种选择本身还有文化、社会治理，或是整体经济发展条件等其他背景？

姜奇平：这是个好问题。如果只是“小院高墙”，其实这种政策是有可能变化的，比如H20现在也放开了，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也能看出过度封杀并不划算。

刘戈：就是“小院高墙”看着墙很高，底下却到处是窟窿，对吧？

姜奇平：对。最主要的是，它把我们的创新精神给逼出来了。我以前在业界经常参与内部争论，有人说“我们干嘛要搞自主技术，用美国的技术不挺好吗”。现在美国这么一搞，中国人反而没分歧了：肯定得自己搞！

将来万一我们的技术超过他们，把相关产品卖成“白菜价”，他们想想也不划算。所以我说，“小院高墙”构不成深层次冲突。

但您的问题里，真正核心的是：这里会不会出现亨廷顿预测的“文明的冲突”，也就是深植于文明深层的一些差异。我认为不排除这种可能。当然，文明差异不一定导致冲突，也可能走向东西方融合，但现在能明显看出，东西方的发展路径确实有不同之处。

从生产力和科学理念来看，这种冲突更像是西方强调“工具理性”，中国更强调“生态理性”。二者的核心不同是，生态理性强调“亲和”——人与自然亲和、人与人亲和；而工具理性往往顾不了这些，常常导致人与自然对立、人与人冲突。

如果未来AI成为生产力的主流，主导经济社会发展，那么这种由深层因素导致的路径差异，就需要我们严肃对待了。

这种深层分歧是存在的，因为东方理念和美国主流人工智能的“计算主义”思路不一样，我们非常强调人与自然的亲和。张载曾提出“为天地立心”，放在AI领域，就是人工智能不光是机器，还得有“人文内核”。不能只追求技术的机械功能，就像被表面的工具蒙住眼睛，真正的AI需要实现人与物的融合。

但美国的计算主义不是这个路子，他们认为人是人、机器是机器，人的精神层面问题最终要问上帝，那技术层面呢？他们问科学。

这两种思路发展下去，会导致AI出现两种不同形态：一种是机械的、没有人文温度的人工智能，一种是有“生命力”、实现人与物融合的人工智能。所以我们强调“巧劲”，这是人特有的能力。

从社会关系来看，人与自然的关系会影响人与人的关系：如果秉持“不亲和”的理念，就像幼儿园小孩一样，“我块头大，就把你的食物、玩具都夺过来，你的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而东方人强调人与人亲和，逻辑是“你的玩具给我玩，我的玩具给你玩，咱们合作实现共赢”。所以不排除未来AI发展会和文明差异结合起来，但我认为最终的理性路径，应该是各取所长、相互融合。

刘戈：下面一个问题，中美AI发展虽有不同路径，但也有很大相同之处，底层的算法逻辑是一样的。最近几个星期，我刷短视频时深刻感受到一个变化：越来越多的短视频，已经没法分辨哪些是AI生成的，哪些是实际拍摄的。

人工智能给社会带来的各种变化和影响，让一些人感到担忧，但也有不同观点。比如黄仁勋就认为，“人工智能会控制人类”“硅基生命与碳基生命对立”这些说法都是无稽之谈——因为他知道芯片是怎么造的、怎么运转的，所以坚信人类能控制AI。但也有人认为AI未来可能失控。

现在我国领导人已经在多个场合提出，要全人类共同治理人工智能，给它定规则。您觉得，这种规则制定，或是中美在规则制定上的合作，是否紧迫？是需要尽快一起制定程序和规则，还是可以先发展、以后再完善规则？

姜奇平：这也是个特别好的问题，甚至现在大家还没真正把它当成一个问题，但从长远来看，这是绕不开的。

中美之间其实有共同利益，毕竟我们在同一个世界上。比如标准和协议的制定，如果现在不定下来，将来可能会像英国称霸之前那样，各国各搞一套，就像当年划分殖民地一样割裂。

举个例子，6G技术，你搞一套标准，我搞一套标准——比如我们搞“5G-A+天地一体”（天上卫星加地上基站），他们只搞天上卫星，久而久之，用户群体就会被分成一块一块。

当年西班牙和荷兰不就是因为这种利益和标准冲突打起来的吗？最后是英国统一了标准。高科技领域也有这个问题，肯定有共同利益，但如果只顾争夺利益、不能有效合作，对大家都是巨大的伤害。

在这个问题上，各国需要重视的一点是：顶层思维里，不能只把AI当成一项技术。

刘戈：不仅仅是技术。

姜奇平：对，是技术和人的关系问题——人如何在AI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这涉及中美两国的责任，我们需要制定责任边界，不能让技术最终毁灭人类。

当然，“技术毁灭人类”是从受害者视角来看的；从技术制定者视角，首先要解决的是把人类的规则嵌入技术的整个体系架构和逻辑中。

举个例子，汽车的发明让人类出行效率大幅提升，相当于“拥有了飞毛腿”，但它并没有“战胜人类”，因为设计时加了方向盘，由人来掌控方向。现在的无人车虽然没有实体方向盘，但人的主导作用依然存在。比如无人车遇到“撞向行人”或“撞向绿化带”的情况，是否允许这种行为？这些都属于需要讨论的规则。

规则和标准需要各国坐下来一起谈，谈得明白对大家都有益，谈不明白就只能“你干你的，我干我的”。

比如6G，如果按美国的路子来，可能在美国现有的光缆条件下行得通，但在其他国家未必可行。甚至可能出现可笑的情况：采用美国标准的发达国家，最后在技术上反而落后，而我们凭借更完善的基站覆盖，让非洲变成高技术地区——这也不是不可能，因为我们的基站比他们强多了。

所以我们的态度是“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做好两手准备就行。

刘戈：最后一个问题，中美AI竞争已经被提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美国现在的目标更多是研发所谓“终极通用人工智能”，中国则更多是把AI用在各个产业里，走实用性发展路线。

您觉得AI真的会在很短时间内，或是在多长时间内，对整个社会经济产生特别大的影响？在中国和美国，这种影响大概会在什么时候显现？时间有限，您可以简要回答。

姜奇平：我觉得，美国现在AI技术发展很快，但也出现了七巨头自我循环、技术与应用相对脱钩的问题。中国的发展则更具可持续性，因为我们更注重应用——相当于美国研发技术，最后赚钱的是我们，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

技术发展需要和社会经济发展同步，关键在于大家是否接受“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接受的话就能形成合力，不接受的话，正确的路线最终会延续下去。

您提到的通用人工智能，现在美国高科技企业内部的怀疑声也很大，比如微软等对这个方向的态度都有疑虑。而我们强调的具身智能、本地智能等，其实都是对通用人工智能的一种对冲。

未来还有很多路径选择，但不管怎样，从历史发展来看，技术都是为人服务的，人的主导性最重要。所以用一句话概括现在的形势：事在人为，而人有明智和不明智之分。

刘戈：好，这个问题就不追求最终的明确答案了。谢谢您，也谢谢大家。